这几天一直有一个模糊的看法逐渐清晰起来：其实公成先生所期待的社会形态不仅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反倒正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现实；
这个判断看似突兀，甚至荒诞，但稍作分析就会看到这恰恰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勾连方式。
公成先生提出一种公成共用的语言学学说；
但所谓“公成”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全体同意，公成先生也认为，这样的学说即便是在为数极为有限的“前沿学者”中也是很难达成共识的，更枉论所有民众了；
因而，“公成”的最理想状态也只是获得社会多数的赞同以至于“共用”；
这种情况最为“公平正义”的解决方式莫过于全民公投；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公成”的最佳现实可能性其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多数决。
但是，由于公成先生的学说并非广大民众所能普遍理解，所以这种多数决的“民主”方案显然不能考虑；
最终，一种较为现实的实现方式大概就是借由一个强大政治力量由上而下地予以推行。
上述展望虽然充满悲观主义色彩，但却多半是现实社会状态下最为乐观的估计了；
且不说在公成先生的学说指导下的社会能否获得“和”的结果；
单就上述社会政治形态而言，就是一种“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现实”；
只不过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替换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且不论孰优孰劣。
这其中也包含了人类社会的一个（也许是）永久的悖论：
实现理想的方式往往恰恰与这个理想所倡导的内核背道而驰。
我这么说并非意在谴责理想；
而是想说明如下看法：我们不能单纯依据过程中的不堪来否定某种社会理想，因为任何理想社会的实行过程都必定具有这样那样的不堪。
全民公投，正是研评拉不开档次，所误选的“以多数人意愿”为适从法则。不同时代的多数人意愿，皆不可能达到“法言公正论”学术议题高度。多数人不搞学术研究，所以对于美国人而言“美国优先”说法，才会成为大多数美国人赞同的。这也或许正是特离谱总统能够入主白宫的前因。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美国总统为美国谋利益——是“天经地义”吗？不是。狭隘的私利欲相抗不止，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人类相抗内耗灾难发生的总原因。如果人类是不能依据自己所处的文明阶段来度量“本份”权益的，也便无以称之为“人类”了。人类是已经获得了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有智群类”。基有智的基点，基于“语文”。没有“语文”，则人际交流活动中，便“一无所知”、“一无所想”、“一无所说”、“一无所评”、“一无是处”。
学好语文，以达说明、说服、说和，是“至简通用法理”，学好语文，又是“至难学术颠峰”。
——所以说，“失业”这样的说法本就是愚昧难当的。当下我们已知所谓“万物互联”这下，许多史上产业，都将会消亡——将来人类，读写研评能力的养成便是公益“常业”。还没有学好语文，就“失业”了——是因为不知什么叫“业”。正常传续优学传统文化学识，才是人类的不朽功业。
————人类生活中有做不完事情等待我们去把事事做好——“失业”说法不仅仅是“太无知”，而且一定是“赖货”们的滥言——眼中无事，心底无情，脑中无理，言中无法——混吃等死的“吃货”们——还活着，并张扬着“养生活命论”，在我看来，就已是活得“猪狗不如”了——还活个什么劲？是没吃过、没睡过、还是没活够？
——我看是寄人篱下成奴、贪占成性变坏、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没活成个人样子。
华夏语言文化学术之博大精深，以先秦经典著作为证，已形成了“一元统观总述法体”的雏形。只因了霸权、霸凌、霸道的存在而“被遗弃”并步入了分合成败退化程序。这是继人类四大文明消亡了“三大”的，“最后消亡的节奏”。所谓儒学早有古训——不患贫，而患不均——生活合作秩序公正——能够同甘共苦，才是“人之为人”的信用法慧。所以“美国优先”、“富强”、“法治”皆不属于“正常人话”——其煽情目的，不是为了“合作”，而是谋求欺凌。所以说，我们有向学情志的文化学者们，决不可以将皇上口中的“人民”与“为人民服务”说法中的“人民”作同解。前了个“人民”是奴隶，后一个“人民”是有“自主权”的“主人”。
我说“语文难学”，并不是一般地难——是自秦代以来的华语学界皆没能学好语文的难度。该难度是由“统治法一意孤行”所造成的——是华语学术两千年以来“官与民”共同遇昧所犯下的错误——怪不得“私人”——只能怪“所信用的法”是“统治法”而不是“合作法”。
人类信用合作法之下，就已没有等级观念和等级待遇了——若还有等级待遇实情难免，就说明“纵容富贵贪腐”，仍属于人类还没能突破的“低级智力”、“低级文明”、“弱智法策”实情。
————学不好语文却能聪明起来——闻所未闻却有人相信。这正是当前人类应当跨过，却没能跨过的一道“文化文明法策”门槛。也正是先秦经典著作所述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命先生能够对“西方哲学”和“西方民主”达成质疑评断，就已属华语学术“曙光”了。
大约在五年以前，我得知郑洲有一个“郑洲沙龙”集纳了一些向学者，我便“巴结前往”，并迎来了三位“门君”。一番交流之下，便疑结在了“西学”议题下不化。“华夏语言文化学术”，能被异化成“西学”并偏执不敏，也实属“冥顽不灵”了。
华人与华人交流，拿所谓“西学”译语这种“不东不西”的“译语”为是，其思辨解说未能应用根由是肯定偏离了“语文主题”的。所以交流不睦之下，三位“门君”便“成功”地阻止了我与“郑洲沙龙”的研评交流。其郑洲沙龙的三位门君的“成功”之处在于，成功地“以西学为名”阻止了“华语学术研评”。
华语学术就是这样的渗淡可笑——能把所谓的“西学”当成华语学术主题来研讨的始发源头，是清末变法“公车上书”文本中首述了“哲学”——大明白学说名。西方工业发达经眼病，已令处于“新文化运动”中的华语学者不能自已。于是在一翻问题与主义争吵之下就发生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叟》等“不由自主”小说人物形象。毛翁评鲁迅曰“骨头最硬”——想嘱是如其《秋夜》所述，“枣（早）树”呼声，直刺“奇怪而高夜空”。
人类有史以来的历代历国“开元”者，皆是有历练、有作为、有法言之“德位相配”者。但当了皇上，不必经历多年——一年这内便已膨胀得不知所以了。这用不着用“富不过三代”说法来衡量，只用“得志必膨胀”说法，就已级说明“被马屁精忽悠晕菜”的“必然下场”了。
————拍马屁的话，听起来太舒服了！甭说“官后代当官”，仅说“开国皇帝当政而不败”，就是罕见的。至可标榜的大唐，不是也以玄武门之变为前提，达成所谓的“载舟”的吗？可到了安史之乱，便“覆舟”了。老百姓中，从未发生有兴趣类力“载覆”之事，当局是死是活，全是自己作祟的结果。所以说才会有了八国联国攻北京城，老百姓帮忙的事实会发生——本塔麻地就不是百姓之国的大清国——不亡何能？充其量，宣统大驱跑到景山上上了吊，也算是有骨气了。
贪婪淫欲的前因，是不知后果惨痛——未明申明其惨痛，是学界失责。学界未能通过三合作形成启蒙学研大势以促当局向学，也便全都是“一群废物”！！！
是学术问题，就一定能通过研评合作来澄清并达成信用共识。这并不在于人类的久远合和无欺生活秩序是否能够实现，而在于学界是否已经发现了“高端语言学”学术问题长期被歪曲解说为“教育”、“政治”问题的学术错害。只要首先达成了前沿学者的研评合作，那么“文法语言”高端学术问题就脱颖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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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成先生认为，“是学术问题，就一定能通过研评合作来澄清并达成信用共识”；
但很显然，人类世界的问题远不止“学术问题”，还有诸如利益、生存、民族、情感、传统、意义、价值、科学、技术等等“非学术问题”；
如此，即便学术问题一定能通过研评合作来澄清并达成信用共识，是否就足以实现“人类的久远合和无欺生活秩序”？
而在“学术问题”内部，“通过研评合作来澄清并达成信用共识”也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公成先生的“文法语言”高端学术问题必须先行“脱颖而出”；
也就是说，“学术问题一定能通过研评合作来澄清并达成信用共识”，首先取决于公成先生的“文法语言学学说”在学者之间成为“信-用共识”；
而“文法语言学学说”的主要来源是公成先生对道德经等传统经典极具特色的个性化解读（这个理解或有不妥，请公成先生指正）。
——上述讨论与44楼观点一致。
公成先生对道德经的语言学诠释可以说十分令人赞赏；
表现了公成先生过人的语言功底和才智。
但我以为，语言学诠释显然不是道德经的唯一理解途径，且不说这种解释本身是否圆融；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即便道德经就是一部语言学著作，也很难说就是语言学的终点；
语言学毕竟要回归语言现象、语言事实本身；
任何一部著作，都不过是著作者的一己之见，都有深化、扩展，甚至是批判的空间。
公成先生在交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学见解就很令人赞赏；
不妨予以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