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个人主义，如何读懂西方？

达人分享

张文宏在疫情爆发后大胆预测“美国将会很快控制疫情”，因为它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和最强大的科研团队。时隔几个月，他坦然承认自己预言失败，这也是这位网红医生唯一一次预测失败。
疫情是一块试金石，让很多人看清了自己国家制度的优劣之处。中国政府在短暂的试错之后，迅速回过神来，以令人称奇的动员速度，采取看似极端实则有效的休克疗法（比如封城、限制出行等方式）迅速控制了疫情，并第一个恢复了生产。而在疫情同样严重的大洋彼岸，休说封城，就连出门带口罩这个简单的规范，很多人都不愿配合，而政府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称之为“自由”、“人权”。
然而，截至写这篇文章的12月20日，美国已经确诊7208922人，死亡323401人。
很多人看不懂：人最基本的权利是难道不是生命权吗？如果为了固守一个原则而忘记了这个原则最基本的初衷，这种行为与其说是高尚，不如说是可笑。
不惟美国，整个西方所谓“民主世界”在这场疫情中都发生了一系列堪称荒诞的现象。我们突然发现，所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真的只是梦想，东方和西方要想互相理解尚难做到，怎么可能有“同一个梦想”？
如何理解怪诞的西方？
有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帮我们看清楚一切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西方现象？

2020.12.20美国疫情
要想读懂一个人，最根本的是要理解他的价值观，文明也一样。
西方文明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个人主义”，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只有理解了它，那片土地上看似怪异的现象、矛盾的理念才会呈现出其前后一贯的合理性，西方真实的面貌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个人主义最基本的主张在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个人从来不是单独存活的，每个人一定是处在一个纵向或横向的伦理关系网中的。一个人就算再透明，它最起码也是一个儿子/女儿、兄弟/姊妹或者父/母，他总是和另一些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而且这些关系不是外在的、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拿来定义这个人的身份（中国人在打听另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得到“他是xxx的公子”或“他是xxx的父亲”，可见伦理关系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身份标识，而不仅仅是一种松散的联系了）。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应该是一张由关系之线结成的大网，每个人都是网上的结。这个结的大小、位置是由网中的关系线决定的，没有这些线之间的交错关系，就没有其中大大小小的结。。
如果中国有人想寻短见，旁人往往会劝她“想想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往往会有奇效。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优先于个人，个人生存的意义寄托在社会关系上。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成年人，很少有为自己活的，大部分都是为家人、为亲人而活。他做出每个决定、每个行为之前，想到的不是对自己的利弊，而是对亲人的后果。

老照片：清末中国家庭日常
而在西方人看来，社会是由一个个毫不相关的个人组成的。个人就像原子一样，散乱地游离在物质内部，每个原子独自游荡、互相碰撞。原子之间当然有引力、斥力等关系，但都是外在的、临时的，一旦两个原子擦肩而过，它们的关系也就消失了。所谓社会，并不是有关系的个人组成的有机整体，而是一个又一个“个人”机械拼凑、简单相加的总和而已。在这样一种“萍水相逢”的社会中，大家都像一条条“相忘于江湖”的鱼一样，每个人在做决定之前，不会顾及到太多他人的感受和社会的眼光，他们只要自己感觉良好即可——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自己反思自己、自己照顾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个人的要求。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各种复杂关系交织的结果，而这些关系又存在于不同的集体中，所以连带着，我们也比较重视集体的力量和权威。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的价值观可以被称为“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中国人普遍信奉“大河有水小河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领导们在训话的时候也总喜欢告诉你“你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单位的集体形象；个人取得的荣誉能为集体增光，个人所受的惩罚也在为集体抹黑”。
这些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一方面采取“名誉连坐”的方法，为每个个人施加了无形的压力，甚至带来“公私不分”的恶果；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人始终保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集体观念，保证了我们在很多大型运动上爆发出强大的集体执行力。

长城：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但是西方人认为，社会既然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应该是个人优先于社会，优先于集体，谁都无权要求个人为社会做出牺牲和妥协。相反，如果出现了社会利益凌驾于与某个个人之上，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自己，西方人都会挺身而出——要保护个体，而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是自己，所以无论哪个个体的利益受到了冒犯，都要奋起捍卫，只有这样，当自己遇到了麻烦，才会有人来帮助他。
为了充分地保护个人，西方特别强调“自由”、“平等”、“权利”、“私有财产”这些概念，因为它们的主体无一例外都是个人，它们是每个个人的“保护膜”。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创制了法律和政府，法律是为了防范别人，一系列的民主、制衡制度是为了防范政府——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一切公共事物在设计之初都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其他人都是贪婪的野兽呢？我们必须有法律全方位地保护自己；万一政府这个庞大的机器反过来吞噬人民呢？我们必须有制度提前“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他们不得不事先以最坏的心思揣度他人，因为他们是一个又一个“个人”，而个人的力量那么弱小，即使一个很小的疏忽，让邪恶力量有机可乘，“个人”都会瞬间灰飞烟灭，一旦有一个人由于制度缺陷而遭遇危险，那么整个社会也将岌岌可危——因为社会就是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限制坏人、惩罚坏人的东西，肯定要将最坏的情况设想进去。但即使在平常的生活中，西方人也会很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分界线、和社会的分界线。西方人最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习惯之一就是AA制（不过现在中国年轻一代越来越接受AA制）：不管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出去游玩还是吃饭，也不管涉及多大的开销，他们都会很耐心地把账算在每个人头上。虽然中国也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但是以我的经验，说这话的双方一般都不是真正的亲兄弟。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关系网中，早就习惯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虽然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在我们的话语中，仍然会出现“祖国母亲”、“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以校为家”、“无私奉献”的表述。这些话语都在推崇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消灭私心，献身于更伟大的集体事业中去。

王进喜的事迹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在西方人眼里，个人既然优先于社会，那么不仅不应该提倡个人献身社会，反而应该强调公私分明。对集体的事业，只要尽力而为就行，没必要为此做出太多的个人牺牲。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我们对“英雄”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在中国，英雄大都是那种宁死不屈、舍生取义的形象，只要投降了敌人，不管你之前做了多大的贡献，都是断难被当作英雄崇拜的，但西方并不是这样。
1941年12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菲律宾，当时驻菲美军将军叫温莱特，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他在短暂抵抗之后果断投降，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菲律宾。这不仅导致太平洋战场局势恶化，而且很多投降的美军官兵都在日本战俘营中被折磨致死。就这样一位将军，在回国后却被当作英雄夹道欢迎。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个人的生命至上，在当时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投降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性选择。是一名将军体恤士兵、尊重生命的表现。至于他的投降导致的一系列恶果，那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也不能因此说西方人没有担当，只是他们担当的“底线”和我们不同，一旦社会责任可能损害个人生命，他们会毅然选择后者，将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关系撇得汤清水利。当然反过来，也不能说中国人罔顾生命。在中国人看来，生命诚可贵，但是如果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换来更大的集体利益，我们的文化是会鼓励牺牲的。这看似是生命态度的区别，实际上是东西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

温莱特作为英雄参加二战受降仪式（麦克阿瑟身后站立者）
当然，个人主义并不全是自私自己的利己主义。虽然每个人只为自己而活，但是其中仍然有一套逻辑，驱使他们形成一个组织有序的社会，而这套逻辑竟然也存在于个人主义当中。
个人主义将个人放在了一个无依无靠、没有外在指望的真空当中，每个人必须自己去寻找生命的意义，而不像中国人那样寄托在家人和孩子身上。而且自己一生有没有意义或算不算成功很少有世俗的标准，大家各过各的，没有人有闲情逸致对另一个人评头论足。这样就需要从小养成自制、自律的人格，形成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人生态度，自己规划未来，自己为理想去奋斗、去争取，不依靠别人的帮助，也不用管世俗的评价。
社会中每个人的文化境况是一样的，大家都处在孤独中，都是势单力薄的“单子”，要想生存下去，“单子”之间就必须报团取暖，保持强烈的同情心和互助精神。于是我们会发现，在个人主义的西方，自治团体、社会组织、包括慈善事业要比以“集体主义”自诩的中国发达很多。中国的团体一旦越出血缘伦理关系，就会变得很松散，而西方却正好相反。只不过西方的社会团体是靠制度和公意得以维持的，既然是建立在公意的基础上，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团体内的各项制度（因为这些制度是经过民主讨论的，也是经过你自己同意的，你无权违反你自己参与制定的制度）。所以我们也不用疑惑，崇尚个人的西方竟然也能形成组织有序、团结合作的文明社会。

美国也有值得骄傲的奋斗史
如上述所言，靠血缘建立起来的团体胜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信任，但问题在于其规模一旦扩大就会因为血缘色彩淡化而变得松散。而靠制度建立起来的团体胜在其开放性（只要愿意服从其中的制度，都可以加入），这使得其规模容易扩大，运行更稳定，但其问题在于人们出于对制度的不信任而导致的团体内权力内耗，由此影响团体的执行力，其中以政府最为典型。
西方人对政府一直抱有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政府是凭公意建立起来的，它是用来保护社会中的“个人”的，这就需要每个人遵守政府的规定和政策，负责政府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但另一方面，每个生活在真空中的个人连其他“个人”都不相信，如何让他们相信一个堪称庞然大物的“他者”呢？为了将权力打造成一个既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伤害“个人”的东西。他们设计出一套精巧而又复杂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以让权力之间形成制约与平衡。这种实践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们不得而知，至少从这次疫情来看，政府既没有很好地起到保护作用，也没有很好地赢得信任。造成这个尴尬结果的，除了政府糟糕的表现外，可能还有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中根本的逻辑矛盾。
我一直认为，观念和观念是互相支撑的、互相解释的。脱离其他观念单独推崇其中一个或若干个，将其引进中国、摇旗呐喊恐失之片面与肤浅。西方有西方的成就，中国有中国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我们不能肤浅的鄙视西方：他们的个人主义能够催生出如此先进的文明，一定也能解决自身内部深刻的理论困境。
中国人更不应妄自菲薄，也不用骄傲自大，我们有自己的问题，更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总之一句话：知己知彼使人谦逊，因地制宜才能实干兴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