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的批判性价值应该成为古代经典研究的基本着眼点

天命不敢辞

现时代的中国文化复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重新占据社会生活的支配地位；
　　文化自信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现代复活与坚守；
　　于是，长期存在于古代经典研究领域中的“秘笈-掘宝”理念获得了更为强大的逻辑支撑；
　　似乎要想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重新确立世界文化的巅峰位置，就必须在其中寻找到足以指导现时代的、乃至永恒的精神法宝；
　　否则文化自信、文化复兴就不免成为空谈口号。
　　我以为，古代经典研究中的这种“秘笈-掘宝”理念之所以盛行不衰，是因为我们对传统思想理论的价值缺乏适当的理解；
　　仅仅在现时代的运用方面确认其价值，而忽视了传统思想理论在其当时代所具有的历史作用；
　　仅仅在正向的、建设性的方面考察其价值，而完全遗忘了传统思想理论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社会作用；
　　而后者正是人类思想理论更为普遍、更为重要的运思导向。
　　因而我以为，当我们面对道德经、易经这类众说纷纭的古代经典时，应该调整研究的基本着眼点；
　　如果我们不再追问诸如“什么是道”、“无为是什么”以及“易经的密码是什么”这类形而上学问题；
　　而是着重思考道德经的作者以道思维和无为思想、周易的作者以易与不易的思想试图反对的是什么；
　　我们就会洞察到古代经典的真正社会历史价值，并就此消除分歧达成共识。
　　与自然科学不同，伟大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往往并不在于他指出了“是什么”，这更多地是由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确认的；
　　而且，“是什么”命题大多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或许根源于人类思想的试错特征，自然科学也不例外；
　　伟大思想家的伟大之处更多的正体现在他揭示出“什么是错误”的；
　　这类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理论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绵延至今的思想解放。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批判性的思想理论具有更为持久的社会价值；
　　这种现象在哲学领域最为显著；
　　几乎可以说，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现实存在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其对形而上学的持续批判；
　　这是因为，人类思想的形而上学幻相无法根除，只有借助于哲学批判才能避免人类重蹈历史覆辙；
　　我相信，中国传统思想也必定具有这方面的现代社会效用。

天命不敢辞

《道德经》是个典型案例，不妨讨论下作个例示。
　　道德经研究最为纷纭之处莫过于究竟“什么是道”、“什么是无为”这两个问题了；
　　道德经提出了一个支配万物发生发展全过程的“常/恒”之“道”；
　　这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形而上学批判洗礼的“智”者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条凭借其智性而一劳永逸把握世界的捷径；
　　其中的逻辑过程大概是：既然一个真实存在的“道”支配着世界万物的发生发展，那么我只要认识了这个“道”，就足以在其根源处对万事万物之前生后世了然于胸了；
　　他们认为，像老子这样的圣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超越智慧，他们自己也应该能够“破解”隐藏在道德经中的“道密码”。
　　这种理论视角倒也很自然；
　　之所以说其自然，就在于你只要脱离道德经的时代背景，脱离道德经产生于其中的人类生存情境，你就不会注意到一种伟大思想理论的批判性方面；
　　一种伟大思想理论的建构，必定是根源于当时代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必定是试图提出突破社会生活困境的出路；
　　因此其出发点必定是对当时代造成社会困境的深层精神桎梏的根本性批判和突破；
　　而一旦社会思想枷锁被破除，人类精神所具备的创造力就足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这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
　　自然科学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你肯定了什么；
　　往往是以新的创造取代原有的东西。
　　现代的古典思想研究者也正是带着对自然科学的一般印象去单纯思考经典文本；
　　完全没有把自己的思考带入到当时代的具体社会背景和历史情境之中去；
　　这就造成了对道德经等古典思想理论所要批判的现实问题的无知和漠视；
　　也因此错过了道德经作者建构思想理论的基本意向；
　　而将作者所设立的批判性的、工具性的概念奉为主旨。
　　实际上，道德经作者成功避免了形而上学的幻相陷阱，表现出华夏哲学理性的早熟；
　　十分明确地表示“道”是不可知的；
　　并且明确说明了在道的不可知性前提下如何“为道”；
　　只是后世幼稚理性却在嘲笑“愚痴”的自大中走向智巧之“愚妄”；
　　岂不知，确认道之不可知性正是人类理性高度成熟步入成年的表征；
　　成年的理智批判性地觉察到自我少年时代的自大愚顽，理智地认识到“理智”自身的有限性。

天命不敢辞

这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学问”概念相一致。
　　一个只具有一般语言知识的读者，单纯就经典文本字面掰扯，借助于现代检索技术，也的确能够作出这样那样的“发现”；
　　而一位拥有对所读经典之时代背景和历史情境丰富知识和理解的学者，才有可能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向。
　　当然，有意识地把自己所掌握的丰富历史知识切实带入到读书情境之中去，这又是一个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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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时代的批判性价值应该成为古典研究的基本着眼点，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经典思想理论就是缺乏建构性或者创造性的；
　　这是古典研究导向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对古典思想理论的建构性价值的理解也应该纳入到当时代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之中去；
　　如此则可避免那种“秘笈-掘宝”式的研究路径。
　　对于这个问题，参照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我以为可以在如下线索中理解古代思想理论的历史价值；
　　即，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思想谱系中理解某一思想理论的历史贡献；
　　例如，我们可以立足于牛顿力学来考察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之“万物皆数”思想、留基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演绎体系、阿基米德静力学、罗吉尔·培根实验科学思想、司各脱-笛卡尔的演绎系统化理想、伽利略的科学实验等等对于经典物理学的贡献；
　　可以就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构历史来回顾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斐兹杰惹-洛伦兹收缩、麦克斯韦的光速恒定定律对狭义相对论的贡献。
　　要摈弃那种在古代经典中“发现”指导人类生活永恒法则的企图；
　　古代圣贤的思想理论并不需要具有这样的超越性才能被称为伟大；
　　任何人，只要能够在人类精神活动深化和扩展的历史脉络中作出过不可或缺的贡献，那就已经无愧于圣贤之尊了；
　　古代经典研究中的超越性企图，不仅会使研究者自己陷于古代圣贤们已经摆脱了的理性幻相，还会错过其真正的卓越。

天命不敢辞

“周易的革命性：人类上古的‘理性启蒙’”贴可算是本帖的一个较为全面的例示。
　　周易在实践上对于灵异神明思维的舍弃（实践批判），可谓其当时代的批判性价值；
　　而对于自然和社会客观性的理解，以及人类经验、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则是其建构性方面。
　　第8楼简略阐明了道德经对于道的“常-恒”性质的揭示在华夏文明发轫时期的伟大贡献；
　　可以说是在本帖3楼所述之文化思想的历史谱系视角引导下对道德经思想价值的“新发现”。
　　历来的道德经研究大都集中在“破解”道的真相，试图回答“什么是道”、“何为无为”；
　　而对于道德经有关道的最直白的属性描述却往往视而不见；
　　这是因为研究者浸泡在演进了数千年的人类精神财富中，对人类智性发轫时代的艰难突破缺乏理解与敏感；
　　不能把自己的历史思考有效带入到相应的历史情境中，就如同在思考哲学问题时缺乏置身于终极情境中的能力一样。

天命不敢辞

这个帖子现在读来颇有些自得，可算是个稍微像样的思想成果了。

天命不敢辞

我们应该在人类思想史的总架构内谈论古代经典的价值；
　　而现实社会实践则应该立足于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最新成就；
　　并且意识到，人类知识体系的现代成果就是来源于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持续创造和批判；
　　每一部经典著作和伟大思想家都对这个持续过程作出了贡献；
　　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对于这个过程是不可或缺的；
　　但他们的思想成果本身却已经被其后的知识所否定。
　　前者揭示了古代经典的历史价值所在，那是一种历史的价值；
　　而后者则表明，我们不能试图用古代经典思想理论来处理现时代的问题。
　　研究古代经典的历史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知识体系；
　　更是我们理解人类精神活动、理解我们自己的主要途径。
　　——这里的一个关节点就在于，那些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古代思想为什么仍然是伟大的、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