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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说《道德经》·第十三章
（原文）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解文：人的得宠和受辱，会引起很大的情绪波动。遇到大灾或生大病时，会害怕，担心自己没命。这是基本人性。什么叫做宠辱若惊？宠，是处于上位的人对处于下位的人而言的，换句话说，就是你珍惜、尊重、爱戴的人对你好才叫宠，他们宠你，你会开心，辱你，你会不开心，宠辱若惊就是指这种关系的人之间的情绪影响。什么叫做贵大患若身？就是重视大灾像重视生命一样。我之所以有大灾，是因为我有身体呀；如果我没有身体，还会有什么灾？概而言之，你珍视的人对你的宠辱会影响你的情绪，遇到大灾会使你害怕。每个人都是这样，圣人也是人，也有这样的天性，但常人的这个天性出于个体生存的需要，圣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另有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天性来服务于群体治理，不是为自己的生存服务。怀有这种格局和境界的人，才有资格来治理天下。）
（张说）《道德经》在文字上具有跳跃性，如果不把内在含义连贯起来，是很难正确理解的，所以我在译文中根据我的理解补充了一些话，索性称之为“解文”。注家们基本没读懂本章，比如陈鼓应对最后一句的翻译是：“所以能够以贵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以爱身的态度去为天下，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用爱惜身体的态度去爱天下，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的。爱惜自己身体的人通常是不会以同样态度去爱其他东西的。老子的“为天下”其实是指爱民的治国者，而这些人往往不“贵身”，把自身置之度外，比如海瑞、焦裕禄等。爱惜身体，意味着不肯过分消耗精力，而治国却是最耗费精力的。一个人怎么能做到既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又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杠杠的呢？如果陈鼓应的意思只是指“忘我地治理天下”，那么老子前面说的那些话就是多余的。南怀瑾的《老子他说》也是如此，对“宠辱若惊”举了许多不必要的例子，但对本章重点“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却不做解释。
本章开头说了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1，宠辱若惊；2，贵大患若身。前者是指得到心仪之人的褒奖会很开心，受到冷落或指责，会很沮丧（宠辱若惊）。后者是指一个人遇大灾（包括生大病）会担心没命（贵大患若身）。——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情绪极受影响。老子为“宠辱若惊”下了个限定，即“宠为下”，就是说，处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宠辱，才会产生“若惊”效果。所谓“上位者”，就是你尊崇、爱戴、欣赏、喜欢的人，比如上级，情人，朋友，老师等等，他们对你的宠辱才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对你褒贬的人是你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你会一笑了之，转身就忘了。这个限定很重要，下文再说。老子对“贵大患若身”不加限定，而是直接用归谬法来说明其普适性：人之所以会害怕灾难，是因为活着，如果没有身体（死了），那就不知道害怕啦（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意思很清楚：宠辱若惊的条件是，你看重的人对你褒贬，才会引起你情绪波动；贵大患若身的条件是，你是活人，就会害怕有大患！反过来说，只要你有珍视的人，就免不了会“宠辱若惊”；只要你活着，就免不了“贵大患若身”。人皆如此。——这样的解读才符合生活实际。
“宠辱若惊”与“贵大患若身”是正常人性，但许多注家说老子认为它们是需要克服的弱点，希望人们做到宠辱不惊，遇大患坦然自若。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书生愚见，完全脱离生活常识。睿智的老子怎么可能要求人们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呢？老子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明明是在逻辑上的归谬法（从一种说法引申出荒谬的结论，以证明其错），但南怀瑾的解释是：练气功练到感觉不到有身体的存在，那就什么病都不会有。南老还真以为《道德经》是气功专著呢。
老子指出这些人性之常，不是为了褒贬，而是为引出本章的重要结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才是本章重点。
如何理解“贵以身为天下”的含义呢？如果照陈鼓应的理解，“以”字就是赘词，只需要“贵身为天下”即可。我的理解是：“贵”是及物动词，意思是“重视”，“以身为天下”意思是“用自己健康的身体来治理天下”，是“贵”的宾语。“用身体治理天下”似乎是废话，但根据上文，就能揣摩出老子的思路是这样的：贵大患若身，我有身体，所以我贵大患，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过得舒服些吗？但有些人看重的不是身体，而是“看重以自己的身体为天下服务”（贵以身为天下），这样的人才可以让他们来治理国家。——这样，老子就把圣人与常人的不同的境界和目的区分开来了。
很显然，本章是要说明治国者的本质条件。但为何不指出满腹经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才可以来治理天下呢？老子这样说，是为了突出“群体利益至上”才是治国者的本质条件（爱以身为天下），而满腹经纶、才高八斗虽然也是治国者的条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所以不谈。
这样的人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
第十一章谈到系统观的时候说过，整体问题观与局部问题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境界，整体观着眼于系统平衡，能看清局部问题的实质，而局部观只注重自己和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体，其行为有时会妨碍整体的利益。本章也是从境界角度来指出治国者必须具有的条件。从整体观的角度看问题，就明白“宠为下”的限定是十分重要的，涉及到人的格局与境界的整体与局部的区别，可惜许多注家只是一笔带过。老子指出，人人都会“宠辱若惊”，但都只对自己看重的人施加的宠辱才“若惊”。这个限定就把人的格局和境界区分开来了。有个朋友对我说，前几年他对高中同学聚会特别来劲，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渐渐没兴趣了，今年索性不想去了。我说多半是你的境界提高了，同学之间的话语已经引不起你的兴趣。可见，宠辱若惊虽然是基本人性，但人的格局和境界不同，导致“若惊”的对象就不同。鲁迅《狂人日记》中写道：“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狂人的境界是错乱的，所以狗看他两眼，他就“若惊”了。常人看重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人（比如领导、情人、朋友、亲人等）特别重视，这些人的宠辱态度会使他们时而如升云端，时而如坠深渊。而圣人看重的是群体利益，所以圣人的情绪只会受到群体命运的影响。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绝不会因为自己可能受到祸害而躲开），可说是对老子这一思想的注解。圣人与常人在人性上是一致的，但价值立足点不同，圣人的立足点放在群体上，这是人类社会形成后出现的最重大的伦理命题。这个命题可以说是社会道德的核心所在。
王安石就是“贵以身为天下”的群益利益至上者，所以他在变法时能不惧流言蜚语，不惧谩骂攻击，发出“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豪言。但他在下台后，到民间看到百姓受变法拖累，过着困苦生活，都在责骂他，他才开始沮丧、自省。再如彭德怀，大跃进时期农民的凄惨生活大大触动了他的情绪，写下诗句：“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他在庐山会议上为人民利益拍案而起，不怕身陷囹圄，说明他具有群体利益的格局和境界，是老子所说的“贵以身为天下”的人。可见，格局不同，境界不同，触动情绪的因素就不同。
本章主要指出国家治理者必须具有整体问题观，即必须是群体利益至上者，用现在的话说，必须是真正的公仆。《道德经》各章表面上好像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相互没有关联，其实内在思想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举一反三，找出老子思想的主线，才能真正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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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30 09:4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