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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荆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
——以彭荆风先生《初进佤山》为例
建国以来，中国当代作家繁若星辰，他们凭借各自的才华充满热情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佳作，其中就有我敬重的作家彭荆风先生。彭荆风先生的创作自1946年开始，止于2018年去世之前，跨度有七十年之久，其创作的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获得过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四节徐迟报告文学奖等文学重要奖项。尤其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用文学方式描述哈尼族、佤族和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他的《驿路梨花》对人影响至深，作为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重要篇章，启蒙了和引导了很多少年、文学爱好者的智慧心灵，并由此开启了他们的文学之路。
彭荆风先生的创作大体可以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是新时期之后，都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散文作品在数量上虽然不如小说丰富，但也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初进佤山》就是彭荆风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他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重要显现，是他取得的重要文学成就，以及达到的文学高度的又一次集中展现。此书收录了《南行千里》、《黑色的1951年5月》《兵发西蒙》、《马散街》等十五篇散文精品，时间从1952年5月到2018年4月，篇篇独立成章，篇篇又相互关联，形成了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具有长镜头式的长篇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散文佳作。
谈到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我们就必须将他的创作放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巨大时空里来进行考察。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开始的，然后经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整体来看，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家文学。这个时期的众多作家，对新中国的新的气象和光明前途，普遍怀有一种无限的希冀和希望，因此，他们大多也是在面对平复战争的种种创伤，以及艰苦却乐观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的，他们的创作是与历史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心理的成熟、民族生存状况的日益好转紧密相连的，历史的、国家的和民族的因素，给这些作家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空间和深沉的创作底蕴，当然，彭荆风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创作同样是整个十七年文学中一朵绚烂的浪花，散着民族的光彩、历史的光彩、国家的光彩，人民的光彩，人文的光彩，他散文中的诸如历史的、民族的、人民的、人文的等要素，构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的历史的张力更是增加了其文章的力度。他热情与真诚，举起民族的火把，面对战斗的残酷，民族工作的艰难，美丽的祖国山河，真实纪录，细致描摹，在回忆中怀念，在怀念中升华了自己的情感，铸就了一篇篇动人的华章。而且彭荆风作为部队的一名战士，建国初期就随着部队进驻西蒙、佤山地区去剿灭土匪，做民族解放工作，民族团结工作，在工作间隙纪录下了这一段段艰难却珍贵的经历，由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彭荆风先生是一位背着钢枪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拓荒者。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中跃动着的生命力，是与整个时代赋予作家的时代特质事息息相关的，他文字里有一种新生的希望，有对人的尊重，有对进步的渴望，甚至有超过社会理性的关怀与激情，他写出了那个时代个体与国家的默契，个体与时代的合唱，他用文章中的甜蜜与忧伤，完美地写了一群走向幸福的人群。我们打开《初进佤山》这本散文集，从第一篇《南行千里——1952年春、夏从昆明步行千里至澜沧江大黑山的日记》中，就能自然地感受到了这一气息。此文写于1952年，跨度从这一年的5月6日到10月1日，其中写到：“经过我多次要求，组织上决定派我下连队工作，这对我是多么难得的喜事。”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在后面的文字中，无论是山高坡陡，还是连日大雨，泥浆松软，我们在文中见到的都是一派新的气象。比如修路休息时唱歌的少数民族同胞；比如大雨之后围着火堆唱歌跳舞，让歌声长久在深山峡谷中回旋震荡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比如历经无数苦难，面对土匪可能随时袭击，在风大寒冷的山路上一路前行的，满身溅满泥水的几乎要累倒的“我”；比如穿着盛装在寨子前的空坪上跳舞的哈尼族姑娘，等等。新的时代带来新的气象，于是他在《佤山行》这样写道：“当马帮第一次驮着救济粮、盐巴、布匹、针线进入西盟山区时，阿瓦人是那么惊疑、喜悦、激动！”在《随嘎一家人》中写道：“这家人都生活得好，已不是如他们的先辈在局促的破竹楼里的凄惨景象。”学校也是“楼房高耸，气势宏伟”，“那些竹木结构的简陋小屋”也替换了破旧的老村寨，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灿烂”变成了“错落有致的红砖白瓦的村寨”（《那所茅草屋里的小学》）。这些文字带有无限的希望、对新中国的建设怀有无限的热忱，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骄傲。可以说，在《初进佤山》中，彭荆风先生用深情深沉的笔触，写到了建国初期云南边境匪患严重，解放军进驻剿匪，民族兄弟从开始的躲避远离到慢慢回家，与进驻村寨的战士变成了亲人等等，无不有着时代的深深痕迹，从这个角度来看，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是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的。
于是，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创作，给了我们一个回首建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契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强烈气息，让我们突然穿越了时空，进入到了先生所写的那个地域、那个时间里去了，这点从他的作品中一眼就能辨别，比如《黑色的1951年5月》，其中写道：“在马散街上，一个佤族汉子抱着一只鸡走向一个汉族商人的面前，把鸡递过去换酒。”见我替他争理付钱后，非常高兴，“双手抓住我的手，感动地说：‘大军好’”；在《告别刀耕火种》中，他写了“我们”、“民族工作组”带领居住在半山腰上的西盟佤山的佤族人、拉祜族人战胜瘟疫、鬼怪的恐惧，开垦荒地，获得丰收的那段历史，经过不断地奋斗，从“他们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处于饥饿”，到不但“留足了一年的口粮、籽种”，“还用卖余粮的钱还清了贷款”，头人福保不仅感叹“这一代人有福了”；比如《兵发西蒙》，比如《马散街》等都写出了一种新时代的新变化。在彭荆风先生的这些散文中，虽然始终存在着新与旧的的对立，纯洁与污秽的对立，正义与邪恶的对立、高尚与卑下的对立、坚定与软弱的对立、智慧与愚昧对立、开拓与守旧的对立，然而，这些散文的目标始终是朝着一种新的气象而去的。彭荆风先生的这些散文，写出了那个时期西南边陲的佤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走向发展和有序，使人性不断地趋于优化和淳化，使世界不断地向着光明和崇高前进的过程；写出了中国社会不断地从黯弱走向强盛、从昏庸走向明智、从病损走向刚健、从沮丧走向奋发的事实和过程；写出了一个国家进步的的新生、铸炼、发展、渐趋强壮的激动人心的壮丽历程。这是彭荆风作为一名重要作家写作的开始，也是他写作的方向和目的地，为此他才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才能在他的创作者中留下了抹不掉的现实主义的光彩。
关于现实主义，记得理论家赫?里德曾提出，“说到底，现实主义是一种对人类生活不加任何粉饰的艺术理想” 。在彭荆风先生的写作中，先生对于那段生活虽经过选择，这在文学创作中是必须的，但他在自己所写到的那段生活时，因为没有要掩饰什么，所以有重量、不琐碎，有电影长镜头般地一气呵成，使得他的文中里发着一种现实主义光芒，这光芒与如鲁迅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是一样的。
一般而言，文学必须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使其更带普遍性，这是成就优秀作品的关键之一。同一时期的小说，如巴金的《英雄儿女》、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等；比如诗歌，如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祝酒歌》，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雷锋之歌》等；比如散文，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秦牧的知识性散文《艺海拾贝》等，都是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不会有不存在文学的时代，更不会存在不会出好作品的时候，关键还是看一个时期作家的写作如何。鞭挞丑恶能出好作品，歌颂新生活更能写出好作品，先生的写作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比如《娜拿》中所写到的那个纯洁美丽的女性形象，让人印象很是深刻，“那是个雨后初晴的下午，我和连队的卫生员在河那边的南约寨给拉祜人开展巡回医疗”，因为“连长要我这天必须返回驻力索寨的连队，第二天还要赶往西盟营部开会”，所以自己抹黑越过南约河往回走，雨中遇到了美丽少妇娜拿，“这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少妇，虽然在愁闷中，那如同一泓秋水的晶莹大眼睛、细长的眉毛和脸颊上时隐时现的酒窝仍然是那样妩媚，透露出她的善良与温柔”，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便送她到“用茅草做顶竹篾做墙的一座低矮的三角形小屋”里避雨烤火，其中充满了青春的懵懂，纪律的约束，军民的信任与团结，有一种真实的情感在其中，文章不做作，有生气，在如影片一般的放映中弥散着一种真实而美好的气息，体现着现实主义中的对文学性的要求。
对于文学性的要求，是区分文字是否成为文学作品的关键，这在任何一个创作领域都是有要求的，在任何时代也是有要求的，即使每个时期对于文学性的内涵和外延有稍微的变换，但其基本要素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要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在于它具有的文学性，而文学性的一种，就是作家笔下的文字产生出的一种张力。彭荆风先生的散文也是有着很大的艺术张力的。这种张力的来源，首先在于先生的散文，在将中国的散文创作推向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时候，充满的那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张力，那种历史和现实的差距产生的张力，那种个体的使命意识与国家的政治背景重叠在一起产生的张力，那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张力，那种健康活泼、乐观向上的激扬格调与其纵向延伸产生的张力，正是这样的一种力度，使得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指向了“文以载道”的中国优秀文学传统。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学的价值指向之一是“文以载道”，这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基石，也奠定了中国作家由国家立场进行取景和书写的根深传统，这就是朱自清先生所谈到的“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 ，这同样是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创作的基色和基调。国家在彭荆风先生心中是最重的，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就像陈独秀所说：“我生长20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这点是深深印在先生心中的，但这点在彭荆风先生的创作中又与五四时期的作家不同，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新中国已经成立了，国家整体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他同在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其他作家一样，也必然地会使自己的写作随之产生变化，这点也是彭荆风先生文学创作的前提和底色。回想那个时期，不但是像周扬指出的那样，“反映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的作品非常之少” ，军事题材的作品也还相当少，民族题材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民族加军事的作品就更加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彭荆风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一名有着责任感的作家，他走进了西盟，走进了佤山，自然地就将个人的写作立场，与国家写作立场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于是，彭荆风先生的创作，也成为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开垦者、拓荒者，对于新的时代，彭荆风先生也是情愿忠实去描摹她、歌颂她的。于是彭荆风先生在《握手 放弃械斗》中写的是，在解放军的调节下，“一场可能发生的寨与寨之间的血腥厮杀，终于被制止了”；在《桑荫街》中写的是，桑荫街是拉祜族人聚会的场所，到了八月十五这天，虽然山高路远，但是那些离得二三十里，甚至“远的百余里”的人都赶来了，怕“耽误了这喜庆节日”，“各自选择了合适的草坪吹着芦笙，敲响铓锣跳开了舞。芦笙悠扬地表达着吹奏者的欢乐情绪”，这些都是反映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风俗的真诚文字。这使得彭荆风先生与其他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众多作家一起，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先河。可以说，彭荆风先生虽然是汉族，但他是第一个背着钢枪走进少数民族地区，书写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变化和前行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民族性便是自然的了。这样的写作，使得彭荆风先生的作品成了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记录，他成了那些民族在没有代言者书写着时候的代言者和书写者，这对于那些生活在佤山的民族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整体性的构建和展示。如果没有他的创作，中国建国初期的就会缺少民族和军事的那一角；有了他的创作，以及那个时期其他作家们的创作，我们就有了掀开建国初期那多峥嵘岁月，见到那个时期的那种对立、抗衡、交搏与较量，从而进入那段历史和真实的可能性。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写作和小说写作，不仅努力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的西南边境的民族风俗，更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把这个世界展现为人类内在生存所需要的情感、价值和信仰的实现与生长，他把自己的笔随着自己身背的枪，探入到西南边陲的内部去，把那个历史阶段中的普通个人的生活境遇和情态进行了描绘，这既是一段革命经历，也是一段文学经历，而且先生的这段经历是作家中独有的，他的这种述说属于他所描写的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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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1 14:47: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