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党项羌在陕西的历史渊源
三、党项羌在陕西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基本上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斗争史。晋朝时期战争接踵而来，先是北方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异族人建立了十六国，后南北朝对峙，直到隋朝一统中原，然后就是唐朝。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公元316年－589年），特别是西晋后期，少数民族占去了半边江山，汉族龟缩一隅，建立了东晋（南京“六朝”），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北方汉族几乎被屠杀一尽，汉民族遭遇了一大浩劫。
羌族，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炎帝姜姓，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晋语·国语》）。在历史进程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联盟互相融合，后成为华夏族（汉族）。另一部分则西行或南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藏族、彝族、纳西族以及今天的羌族。
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西北羌人姚苌称帝于长安，建立了后秦政权（今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国号秦，史称后秦（公元384年―417年），其为十六国之一，统治地区包括今陕西、甘肃东部和河南部分地区，传三世共三帝，历经三十四年。但只是昙花一现，生命力不强。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羌族的实力在五胡里虽然不强大，但是在五胡十六国里，羌族是唯一没被融合消亡的少数民族。
羌族在陕西，有着很悠远的经历和深层次的历史背景，她成为现代党氏一族的发源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让我们来阅读羌族在陕西的历史脉络：
王小民，原渭南政府县志办主任，《美丽大荔·永远的羌族》一文：
“… …相传四千多年前，汉人始祖黄帝与羌人始祖炎帝角逐于黄河中游，战败后炎帝率大部与黄帝部落融合形成华夏族（今汉族），少部分西迁甘陇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形成羌族。公元前720年，古羌分支——大荔戎从甘肃东部“逐水草而居”来到今大荔地界建国立业，自此开辟了民族融合发展的先河。从大荔戎算起，大荔之境的古羌势力呈愈来愈壮之势，以致到了两汉三国时期，“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徙戎论》），荔北荔西的羌族竟占户口人口的大多数，羌族首领居统领地位。西晋永嘉（307—312）年间，羌族首领姚弋仲率领一部从赤亭（今甘肃陇西）迁徙到陕西关中一带居住。五胡乱华之时，后赵政权强制把关中鲜卑、羌等族百姓大批迁徙到包括今大荔在内的渭北地区以便控制，这些都进一步增添了大荔境内的羌族人口。公元384年，姚弋仲之子姚苌建立了后秦政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羌族建立的唯一一个割据政权。
后秦威服陇右、河西诸国，雄踞中原，称霸一时，经历姚苌、姚兴、姚泓三代君主共历时三十四年，姚氏父子创业的大本营一直就扎在大荔。在与前秦世祖苻坚的争斗中，华阴（今大荔）等地十多万羌胡人民给予其强有力的支持，史载建初五年（390）四月，后秦太祖姚苌即在李润镇(今大荔许庄坡底)完成对叛军的决定性痛击。公元881年，党项羌人拓跋思恭在夏州建立党项羌族国家，后内迁于陕西、宁夏一带，其后裔在今大荔等地仍有分布，一说亦是同州“党姓”的渊源。
《大荔县志》载，东汉光武帝建武时期（公元25—55），羌族首领白纳目希汉居荔西，以现羌白初级中学建王宫施行统治。其实，早在大荔戎灭同据芮时起，就始有羌、鲜卑等族群在羌白地区活动。东汉光武帝刘秀秉承“理天下亦欲以柔道治之”执政理念，尽速促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和谐局面。时据羌白之地的白纳目希汉也从汉羌杂居的实际出发，既鼓励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又积极倡导兴办加工产业，很快就使羌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皮货之乡，商号林立，万贾云集，号称“大荔首镇”。“羌白”一名正是源于此时此事… …”
“千百年过后，今羌白方圆好多古村寨都有一段与羌族有关的说事。王阁村以羌王曾建楼阁于此得名，据传阁楼四壁全用木板装成，通体高大十分壮观，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威严。位于108国道边的布头，则得名于羌王举行的一场民间织布比赛，布匹由王城羌白向东一字摆布十里有余，到此终止故名布头。至于羌白东北的兀兰村，则和更为东北的埝桥、同堤一样，均来自于羌族的分支称谓。古羌分姜氏戎、白兰羌、党项羌、雁羌等百余种羌支。前者介于羌白、白村之间，高而平的地方称“兀”，因而所居的白兰羌便以此为兀兰。埝桥当为雁羌的转音，同堤亦是同谛的演化… …”
“大量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现今的大荔人一部分是西周秦人遗民，一部分是戎国（包括大荔戎、氐羌）戎人后裔，一部分是关东入秦之民……至于久居大荔的羌族先民主体，战事纷争“迁移说”的概念是自大荔一路西南，先常安（长安），再到（宝鸡）凤县，然后（四川）阿坝，最远的到了（云南）丽江。大荔流传至今的除了众多地域文化符号，古羌民族文化痕迹亦相当明显… …”
党增航，富平政府县志办综合股股长，《富平方志“富平三迁》一文：
“秦代开边大将蒙恬北伐匈奴后，为了对匈奴保持持久的战略防御态势，于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北地郡设置了宁夏北部最早的县-富平县。而富平后来又跑到陕西地面，则是发生在东汉时期的事。
第一迁：池阳(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
东汉时期，北地郡(郡治富平)已成为羌族的主要居住地。羌人人口多，但政治地位低，饱受地方小吏、刁滑地痞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处于苦境的羌人，不断发生骚乱。东汉永初元年(107),邓太后亲政，决定要把西域都护和田卒撤回内地，便征发金城(兰州)、陇西、天水的羌人随军掩护。被征羌人害怕远戌他乡，不能回家，走到酒泉附近，便纷纷逃跑。朝廷令附近的郡县发兵堵截，而且还把沿途羌人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羌人被逼走投无路，终于爆发了东汉羌族的第一次起义。义军力量日益强大，难以节制。永初五年(111)三月，东汉政府下诏将边塞的四个郡(北地、安定、上郡、陇西)迁往内地。其中，将北地郡迁往池阳，郡治富平举县随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边塞四郡内迁”，也是“富平首迁”。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北地郡及其郡治富平县在迁出宁夏吴忠市18年后迁回原地。
第二迁：冯翊(今陕西省高陵县)
永和四年( 139),也就是在第一次羌人起义结束10年之后，又激发了第二次羌人起义。永和六年(141)十月，北地郡(郡治设在富平县)太守贾福对羌族作战力不支，无法守卫富平县城，又仓皇将平县迁往冯翊。
第三迁：怀德(今陕西富平县怀阳城)
东汉平定羌民第三次起义后，将富平县从侨居地冯翊迁回宁夏吴忠旧地。但是，在回迁途中仅走到彭原界（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彭原乡富平古城遗址，西峰区彭原乡彭原村附近），便因朝政腐败、群雄割据、边塞骚乱而停下来，约在此逗留92年之久。西晋咸宁三年(277)三月，自彭原界迁富平县治于怀德 故城，此为富平第三次内迁，也是落户今富平县之始。
富平之名原在宁夏时，因兴河之利，物产丰美，地势平坦，沃野无际，取“富饶平阔”之意；今日“富庶太平”之意，应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它包含着浓厚的军事色彩，也寄予着人民企盼富裕和平的美好愿望。”
从这遥远古老的历史记忆中，我们可以读到，在陕西渭南地区的两个县；大荔县和富平县，看到羌族早期活动的脉络。这段历史记载把羌族东移进入陕西的版图和历史，推到了五胡十六国之前的汉朝时代。而后来晋朝时代五胡十六国的几百年的时间，陕西不在汉族统治地区，羌族在陕西有很深的根基，我们从现在陕西宝鸡市凤县这个角度，就能解读古老的羌族在陕西的留下来的历史痕迹。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今天的党氏，起源在陕西，其根源于少数民族，非汉族。
凤县古称凤州，距今已有六千余年历史，具有悠久的历史遗存和厚重的文化根基，经考古，两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古羌人居住在陕西凤县一带繁衍生息。秦朝时，凤县为羌族自治县。两汉时期，凤县形成羌、氐、秦多民族杂居格局。
“春秋氐羌之所聚”（《通典州郡典·六卷》）。其《三国志·魏书》、《华阳国志·汉中志》、《隋书·地理志》等历史典籍中均记载凤县居住有大量羌人（凭借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资源，凤县政府确定了“挖掘羌族文化,打造羌族故里”的开发思路）。
党群，原合阳政府县志办副主任，《合阳县志》（1996年版）一文：
“党姓：夏后氏之后裔，原居晋南或黄河中游西岸。后为西羌别种，盖为汉时党项族。东晋时，姚苌割据秦川，党耐虎将军率族众东进，驻镇冯翊郡(今大荔县),遂取部落名首字为姓。后部分子孙辗转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本县孟家庄党姓宗谱载：‘吾合党姓颇多。其分布约在百村以上，有数大支自称祖辈来自同州，然吾族始祖党氏圭公，为洪武进士，明初自洪洞迁合阳。初渡河，居灵泉村，后圭公弟(已失其讳)原居此村，圭迁至孟家庄’。其后裔分支有东凤、行家庄、马家庄诸村，瓜瓞繁衍六百余年。”
陕西渭南大荔县地方志资料记载：
“… …党姓是由古代羌族演变而来，羌族中有姓党项的，东汉时期落脚大荔县羌白镇，和汉族融合通婚，学习汉族文化，接受了汉族单姓的习惯，就改为党姓。
“党”姓原系羌族一支，以党项族号为姓，分为同州、洪洞两大支脉。清王相笺注《百家姓考略》：“党，商音。冯翊郡。东晋时，姚秦部将党耐虎率众族东进，驻冯翊郡（今大荔羌白镇一带），逐取部落名首字为姓。后部分子孙辗转山西平阳府洪洞县。
羌族人东进陕西，早在东汉时期(东汉25年—220年)。姚秦部将党耐虎率众族东进驻冯翊郡，在东晋时期（东晋317年－420年）。党项族人东进驻陕北，在唐朝初期(唐朝618年—907年)。党耐虎～党项人这两支形成了汉人称谓的“党项羌”，成为了今天“党姓”的渊源，成为了今天七十多万“党姓”人的主流群体(阅六、“党”姓溯源的缘始与探析)。
各历史文献记载：
《金史》卷61《交聘表中》：“（世宗）大定十二年（三月）己巳朔，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贺万春节。”北朝胡姓中有“党”姓，且出自西夏党项。
《魏书》卷3《太宗纪》云：“泰常四年六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又同书卷914《王遇传》中有：“遇字庆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据此，可知冯翊党氏，确系羌族，明元帝泰常中归魏。
《元和姓纂·三十七荡》：所记，见下图。（本书撰于唐元和年间，是唐代姓氏学专著，唐宪宗时期林宝修撰，元和七年（公元812）成书，本书记载了中唐以前的姓氏族望，保存了一些早已失传的谱系典籍资料，是现存较早、较详细的古姓谱书籍）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工艺发展工程·百家姓文化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藏书）
这是《元和姓纂》的原版书籍，此书成为后来者出版有关姓氏书籍的参考文献，大多以此为椐。唐朝时期，简体“党”已经出现并成为党项人的姓氏，本书对“党”与“黨”之别的解释很明确，有对其它文献书籍版本查阅的提示，对“党”与“瓽”字的纠正，引用文、注释、批注都十分具体。
《元和姓纂》中繁体“黨”姓的记载，来源于《左传》，这是“黨”姓最早记载也是唯一依据，《左传》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51年前后。《元和姓纂》中简体“党”姓的记载，最早期是党耐虎（早期古文献记录中，汉人称‘瓽耐虎’‘黨耐虎’，实际上党项人避开了以‘黨’字为姓），是公元后384年-417年后秦时期，这两个时代相隔700多年，《左传》“黨”姓的记载没有延续性，在这数百年期间，历史文献中没有“黨”姓的任何记载。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春秋左氏》，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左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体系完整的编年史。它是史学著作，也是文学著作，更有显著的文学特点。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主要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事件，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各诸侯国内部统治集团之间的争权斗争以及劳动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其写作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左传》中的许多故事后来演绎成了经典的历史故事代代传颂。《左传》“黨”姓的记载，成为“党”姓的起源，是否成立？
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在公元前上古早期，“黨”字运用于封地、邑，“黨”姓是对区域臣民的借义名称和记号字，并非为姓氏。可以推断，公元初年到唐朝，“黨”姓的起源和形成，植根于少数民族与汉人征战和融合区域。在唐朝前为“瓽”还“黨”姓，唐朝时期党项人把“黨”改“党”，唐朝后，“黨”与“党”同时都在使用。“黨”的形成，与汉语言文字喻义有关，“黨”为一群人、一“黨”人的偏袒之意，就像今天我们叫新疆人、西藏人是个泛称。少数民族进入汉人地区，向汉人学习单姓，要给自己一个汉人的姓名。那么，“黨”姓，是因被汉人叫习惯了运用而生呢？还是少数民族勉强的接受？可以确定的，这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一个称谓，因为少数民族回到了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区域，依然使用自己的复姓，不论是古代和现实这种案例几千年来都没有被改变，因为，无论是羌族和党项族，从上古时期，在他们的始祖和主体生活的区域里，历史古文献中都查阅不到有关“黨”姓的记录。
“党”姓的最终形成，唐以前鲜见于史册，唐之后才开始昌盛起来，历史文献很明确，这是一个分水线，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朝前几百年，记载的“黨”姓名人仅是个案，是在唐朝，党姓人才开始在各个领域出现，这是党氏登上历史舞台的节点，是羌族的另一支“西羌之别种”（《新唐书·卷四》）的介入。这一支群族故有“党项羌”的称谓，在中国历史舞台中凸显一时的一段历史时期， “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旧唐书·党项羌传》）。我们翻阅历史，来看看党项人进入唐朝后的崛起。
未完待续
党氏家族报——汇天下党氏，报家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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